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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七点，在休息室召开黛拉主持的家庭互助会。 下午我一来就看见平台上放着彩色的家庭互助会通知单。袋鼠抱时，黛拉来问我收到通知没有。她澄清了玛拉亚说的5毫升一瓶的问题，说每个护士的要求不一样，既然孩子现在还不能吃奶，那么不必装5毫升一瓶。

黛拉说她曾去楼上病房看过我。她走以后，我才想起来，刚转入病房时，我是在一拨儿一拨儿来人中见过她的脸，我没记住她的名字和专业，只记得她那时说过一句：“你的贝比在我们那里。”

休息室的两张小圆桌上放了很多彩纸、不干胶和其他做手工的工具、材料，黛拉让我们自取所需。参加会议的除了瓜达鲁普、罗纳尔多的妈妈和小姨，还有一对年轻夫妇，另有一位院方人士——我见过几次面却不知其身份的白人老太太。她姜黄的短发不加修饰，戴着姜黄边框的眼镜，身材不高，却宽厚敦实，相貌平凡，却面容慈祥。

大家自我介绍，我有公开谈话障碍症，在展览伤痛的场合更无法开口了。大部分情况都由保罗介绍了，我只需说出姓名、身份即可，但说出“我是杰姆斯的妈妈”时，还是有世界轰然坍塌的毁灭感，眼泪像铺天盖地的潮汐，一波一波涨上来。

黛拉起身进办公室拿了几大盒纸巾来。

不止是我，罗纳尔多的妈妈，年轻夫妇中的妈妈薇薇安，都在发言时哽咽了。只有瓜达鲁普没流泪，在这里，她是久经沙场、身经百战的老将。

没想到的是，保罗说他从贝比身上学到很多：“我从来没碰到这样的事，我现在能体会其他父母的心理，能理解父母们因为孩子产生的痛苦。”

是的，在这之前他的半辈子，都像大金刚一样活着。

老太太赞许地点头：“贝比们教会我们很多。”

“我每天在家想到的都是黑暗面，但是，一到这里，一看到贝比，我就只想让他好起来，我也相信他会好起来。”保罗的眼睛红了。

会议上散发了婴儿按摩课通知单，要求事先电话或电邮报名。我并不起劲。

一个小时的会议结束，我们又进去看了孩子。保罗认真地和他说话、给他唱歌，走时正儿八经地跟他道别。

平台下是黛拉给我的一箱子小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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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时的九点钟天仍亮着。我提着冰盒，保罗扛着纸箱回家。纸箱并不重，但体积庞大，不好携带。转车时，坐在街边犹太餐馆前的旧木椅上等车，我的肚子还疼，有一条线在腹部抽紧的感觉。

昨天、今天是犹太节日，这条街的商铺都没开门。日落之后，戴着大礼帽、穿黑色长礼服的犹太人在我们面前来来往往，像是有什么重大活动。

久等不来，我们准备步行回家。刚走百十多米，一回头看见有车来，我赶紧跑向下一站的站牌，但因为是小站，司机远远看见站牌下没人，自顾开走跳站了。

饥渴、燥热、疲惫、沮丧与暮色一起披在身上，我与保罗像患难夫妻一样踽踽而行。到了地铁桥下的车站，有候车亭和长凳，我坐下再也走不动了。

晚上十点到家，只想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