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主义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核心论点是，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是它指挥经济向前发展，政府最好的作为就是尊重市场。大意如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分为多个流派，有尊崇亚当.斯密市场决定论的，有不相信市场决定论——当市场不灵时怎么办——历史上确实多次发生全局性市场失灵的情况——这给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以实证，大举挞伐市场弊端，为政府干预经济找到最好的口实，政府开始在经济生活中扮演上帝角色，在许多国家大行其道，时至今日波澜不息。社会主义经济学奉计划经济为圭臬，视市场经济为罪孽，从一开始就与古典主义经济学对立，从这一点说，社会主义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不在一棵树上。社会主义经济学独立、孤傲地挺立一旁，自成体系，哪怕枯萎也不向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屈服，以古典主义经济学为主干的大树却派生出一系列经济思想和学说，仿若树上的枝杈，真正是枝繁叶茂：古典主义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结构主义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等等——枝杈之上，绿叶之间，则硕果累累：计量经济学、博弈论、产权理论，契约论……几乎所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都授给了这棵大树上的各种学说，而所有的学说都围绕一个命题，市场是怎么回事，深藏其下还有多少秘密。要弄清楚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你不得不弄明白整个经济学的源流。他的《繁荣与求索》大体把经济学的源流交待了个明白。不错，发展经济学只是植根于古典经济学这颗大树的旁支别系，它研究的对象是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它孜孜以求想找到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快速追赶发达国家的经济思想。按照这个思想制定的经济政策能够使贫穷落后国家一路高歌猛进走上繁荣之路。可惜，在这个学术领域，直到今天也没有找到那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或说毕其功于一役，发现一个秘密，随着秘密的解开，得出一个带有定律性质的理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市场决定论派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发展经济学思想以为找到了引领贫穷落后国家走上繁荣坦途的密钥，事实证明不济于事，其间还有结构主义经济学等多个经济学说流派参与其中，但都被证明，要么宏观上说得有道理，微观上不可行，要么微观上可行，宏观上行不通，均属一家之说。这些，在林毅夫《繁荣与求索》都有缕述。。

现在，林毅夫正以一种博大的情怀和缜密的思考和一份笃定的、理论的自信，款款走来。他要用自己开创的新结构经济理论向人们宣示，他找到了那个蕴藏着发展经济学秘笈的宝瓶。打开宝瓶我们看到有四条：第一、甄别比较优势，第二、政府因势利导，第三、后发有后发的优势，第四、保持双轨制做渐进式改革，第五、政府为产业升级创造条件，第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是必须的，在基础设施落后情况下建立工业园等经济特区也不错。第一条，比较优势。说不完的比较优势，一部《繁荣与求索》翻来覆去处处强调比较优势，可见新结构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首先放在了如何甄别比较优势问题上。什么是比较优势，古典主义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都有阐释，那就是经济活动中自然资源、劳动力、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要素在参与到市场时与竞争对手的优势对比。比较优势不神秘，哪一个贫穷落后国家没点儿比较优势。自然资源不丰厚，可能人力资源充裕，这也是比较优势。两者兼具，更好。发展中国家，大多不缺这两者，缺的是包括资本在内的生产资料。一帮拉美经济学家开创的结构经济学被林毅夫称为旧结构主义经济学所犯的错误，恰恰在于没有正确甄别比较优势，以进口替代、贸易壁垒来为发展中国家设计经济结构，有点儿“缺啥补啥”：经济发展需要钢材，没有只能进口，没关系，先进口着，等这边钢铁厂建起来了，你的工厂就可以替代进口了，那么自家产品质劣价高没有竞争力怎么办，放心，政府会帮你采取贸易保护的措施，抬高关税，实行进口配额许可，从价格、数量两个方面让它进来也挤不垮你。风风火火地举债大建炼钢厂等大项目，大工程，大工业，短短几年，拉美几个大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不几，一场经济危机使这些国家经济发展陷入停滞，国民经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几十年了至今没能爬出来。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实证范例则是这些国家：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欧洲有几个，非洲符合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所有要素的是毛里求斯，当然，所有实证范例当中最不可少的是中国大陆，甚至让人感到，参照他的六条标准或说六项政策主张，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好像是比着中国的身材量身度造出来的。一般而言，一个由精英组成的有为的政府甄别比较优势不会是太大难题；找到自己国家在全球经济的后发优势所在，也不是问题；经济结构的改革，保持“双轨制”，这对任何追求社会稳定以保护利益集团利益为己任的政府来说，“正合吾意”，求之不得；制定产业政策，促进一般企业产业升级，发现和扶持具有后发优势的高科技企业，只要有钱，撒钱是件多痛快的事，这在政府本来就是拿手好戏，更何况是一个由精英组成的奋发有为的政府，他们从来都认为自己比市场高明；对于一个过分落后的国家，有种种比较优势，但基础设施太过落后怎么办，兴办工业加工园区和建立经济特区确实是经济繁荣起步阶段一大法宝。中国的成功首先是从建立经济特区开始的。由此看来，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里，一个有为的政府必不可少，居于中心位置，是一切讨论的理论前提。一个有为的政府，标准是什么，却是个很难定义的事。不过，亲历中国从一个经济落后国家走向繁荣的人们都知道，在经济特区建立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实行的实际是旧结构经济学的进口替代政策：引进大型、重型工业项目，加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只是，同样是进口替代，却因为一个伟人的英明决断成就了中国的今天，这个人就是***。没有邓公，哪来一个有为的政府。改革开放之初，他到日本访问，参观了汽车厂、电视机制造厂，乘坐了日本高铁（新干线），他没有想着引进汽车生产线，更不会想着在中国上马高铁，他做出的决策是引进电视机生产线。这个东西好，让中国人都看上电视。背后的深意却是革命性的，欲走向繁荣，必开发民智于先。他这是要开发民智。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电视机使落后已久的中国人赶上了信息时代的步伐。全民思想的解放，信息的自由流动，知识的力量，政府的因势利导，成为中国故事的开端。以电视机产业为例，电视机工业在满足了中国市场需求之后，不几即成为大宗出口商品，倾销全球。同期，中国还引进了许多事关民生的工业生产线，化肥、化纤......当然还有钢铁，汽车工业后来是引进外资组建合资企业才真正建立起来。应该说，中国故事如果真的有个剧本的话，故事起头于旧结构主义经济学的理念，中间逐步修正，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思想杂糅其中，渐次有了林毅夫所演绎、归纳出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范式。不过戏演到今天，高潮之后，必有低潮，随之而来的，中国也脱不了一个路往何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