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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仙下凡旅游记》《蛇仙游记》第三卷69、“包产到户”春风吹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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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1958年冬和1959年春全国生了饥荒,不少地方出现了浮肿病,有的地方饿死了人。严峻的粮食短缺,不得不放宽农村政策,提出人民公社也要实行包工包产责任制。1959年4月,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写了一封信,要求:“包产一定要落实”。但是,允许的“包产”是有限度的,底线就是生产小队,决不能包产到户。

广大农民对“出工一窝蜂、分配大平均”的管理制度早在高级社时就有意见,他们希望的是自己具有土地经营和产品分配的自主权。也就是种地自己说了算,不要干部的瞎指挥,生产的农产品交足国家和集体的之后,剩下的全归自己支配,不要干部来卡自己的脖子。他们最希望包产到户。了解农民的干部,包括一些中高级干部,深知民意,认为只有包产到户,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平均主义,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才是克服饥荒的最有效的政策。于是,很多地方在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的政策时,越过了画出的底线,搞起了包产到户的试验。1957年反右时遭到批判的包产到户,在1959年的5、6、7月,“春风吹又生”了。

河南省新乡是盛产粮棉的富庶地区,但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折腾下,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于1959年5月,率先提出了“包工到户,定产到田,个人负责,产奖励(奖励7o%——9o%)”的主张。他坦率地说:“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把农民的劳动力拿过来了,农民不能自由劳动了;公社化以后,把生活吃饭也拿过来了,吃饭也不自由了。现在的集体生产和生活方式,对农民卡得过死,剥夺了农民自由,打乱了生产秩序,没有生产责任制了,农民生产不积极。”他还主张,把5o户以上的生产队都分开,重新丈量土地、立界碑,按户包给家长,在家长的指导下干活。并强调:“告诉社员,长期固定下来,可以今年、明年、几年不变。”在他的主张下,新乡地区6o%以上的生产队将土地分包到户,出现了“父子田”、“夫妻田”、“姐妹田”,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智慧的观点和耿起昌相同。1959年5月,他主张并推行“包工包产到户,以产定工,产工一致,全奖全罚,三年不变。”具体做法是:将土地分散固定到户,根据土地好坏确定包产指标,再确定所需要的工数。收获后进行评产,产多少奖励多少,减产多少处罚多少。并规定:牲畜、农具、土地、劳动力固定到生产小组和户使用,不经小组同意,生产队不得调动。在王智慧的极力主张和坚持下,洛阳地区有8oo个生产组实行了包产到户,1oo多个食堂散了伙。

除河南外,江苏、湖南、湖北、陕西、甘肃等不少省都出现了包产到户,有的地方竟直接把土地包给农户经营。

对包产单位是有严格限定的,即只能包给生产小组以上的集体组织,决不能包给家庭或者个人。包给家庭或个人,就是单干,就是破坏集体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管群众如何拥护,不管实践效果如何好,都必须严格禁止。尽管主席一贯强调“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创精神”,“要做群众的小学生”、“党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但是在“包产到户”的问题上,他的那些关于“群众”、“实践”的话,统统作废!

“包产到户”,就像一个被通缉的东躲西藏的罪犯,它必须时时刻刻伪装自己,一旦被现,就要大祸临头!耿起昌主张的“包产到户”,尽管改名换姓不承认是“包产到户”,还是被河南省委现了。省委对耿起昌进行了批评,要他立即纠正。耿据理力争。洛阳地委也批评了王智慧,王不服,仍然要保留个“试点”比比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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