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杨思辰带着紫绢去了徐记红糖作坊。新鲜出炉的赵管事接待了他们俩，领着二人直接去了河边。

作坊已经移到河边，几所砖瓦房还没封顶，屋里面的灶台上正在熬糖。

据赵管事说，作坊又招了三个工人，负责熬糖，水力榨汁机一天十二个时辰所消耗的甘蔗足足有两千一百斤之多，所榨出的糖水是过去的十倍，一个灶台根本熬不完。就算用烧石炭的水力鼓风灶，也要用三台才够。

赵管事口中所说的石炭在杨思辰看来就是煤炭。水力鼓风石炭灶看上去熬糖量大了不少，实际上热效率非常低。不过杨思辰没心情管，反正这会儿没有狗屁《京都议定书》。

照杨思辰吩咐，一天还是只生产二十七斤白糖，只向杨家店铺提供）。发现其中思想和《道德经》是一脉相承的。这才理解了杨老太爷为什么突然想起来让他研习老庄哲学。

接下来几天，杨思辰安心修习内功心法，打太极拳，紫绢时不时地在旁边提点一二，加上每天人参枸杞当归的滋补，杨思辰的内力开始一点一滴的提高。

杨思辰也理解了“穷习文富习武”的含义——别的不说，每天单熬汤的人参所需银两就是五两朝上，这相当于一个普通的四口之家两个月的米钱。一般人家根本耗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