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9月15日，美国商务代表团到达上海，谋求两国通商的扩大。首发商团中最有实力的是当时美国的轮船业巨头、实业界领袖罗伯特，他是上海奔驰汽车在美国的销售伙伴，在合同中议定：上海奔驰汽车在美国的销售由埃宴地汽车公司全权代理。

新政开启之后，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以1885年为比较基点——当年全国财政收入上升到历史最高值7700万两以上，而财政增加主要是由于洋务企业开展以及关税收入激增所致，商税收入增加了十八倍。到了1906年前后，全国的财政收入已接近于9亿两，其中农业税从1885年的3000万两增至8000万两，各种杂税约为1亿5000万两，商税则超过6亿两，是朝庭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

由于美国连续两届政府与刘飞扬关系不佳，1904年新上台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改变了对华政策，不再把中国视为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把中国当作一个新兴的大国，废除了《排华法案》，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加强商贸联系。美国商界试图不落于欧洲各国之后，希望进一步扩大对华利益。

清庭也做出积极反应，7月底，商部头等顾问官张謇就领命来到上海筹备接待工作。

美国代表团到达上海时得到了官商各界的热烈欢迎，并参观考察了中国自己开办的汽车、钢铁、机器、造纸、纺织、兵工等企业。

8月23日，美国商团来到南京，得到两江总督陈其昌的热诚款待。25日，江苏咨议局举行了更为隆重的欢迎仪式。当时正值帝国宪政改革的重要关头，所以这次聚会也在无形中感染了浓烈的政治气氛。

身兼江苏咨议局局长的张謇主持欢迎会，还有其他16省的咨议局代表也到会出席。

张謇在欢迎词中说：“目前，我国正处在脱胎换骨的新旧交替之中，你们可能已经感受到这种变化。我们所进行的实业改良，与财政、法律、政治制度息息相关，如果政治制度不同时改良，实业制度也不会有大的成效。现在，能够称得上已见成效的改良业绩，就是我们今天欢聚一堂的咨议局。”

美国商会会长朋汉代表美国商团方面于三天后致辞说：“清国在政治方面取得重大进步，是以民选咨议局为代表，江苏咨议局更是首屈一指的标志。深深期望咨议局以后与弗兰费亚的自由厅媲美。”

在一系列商业合作活动的推动下，1906年秋，美国商团同两江的公司签订了贸易款达4000万两，摩根财团为东北三省实业贷款2000万两的草约。

1906年10月1日，政启召见张謇做政策咨询时，张謇请求朝庭支持中国商人代表团访美，并建议中美合作投资银行、航运，并请朝廷拨给东三省2000万两经费，与美国合作开发东北三省。

在经济目的之外，中美双方共同产生合作意愿还有更深层次的政治考量，中国希望美国放弃支持日本的政策，美国也希望能够在远东寻找一个替代日本的国家，以继续巩固“门户开放”的商业政策。

1903年夏天，中国、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在张家口外的蒙古地方举行汽车比赛。汽车的速度之快令国人瞠目结舌，有人惊呼：三千路程，四日之间，克期而至！而且在这次活动中奔驰汽车公司生产的汽车不论速度、性能还是价格都远优于外国的汽车。这次活动的举行明显激发了国人修筑公路的热情。

“保升直隶州知州”赵宗诏联合一些豪绅向地方大员呈交了联建公路的建议：自从铁路建设风行以来，车辆在运输中的重大作用充分显示了出来。目前京张铁路在一两年之内就能完工。但是张库（张家口至内蒙库伦）路工程巨大，筹款兴筑，要等到十年之后了。在这十年之中，必须设法建起交通系统，最为简便可行的方法就是在口外（张家口外的蒙古地方）创行汽车，先修筑张库公路，随时扩充，以为地方造福。

为了“以昭激劝而示保护”，地方政府给予了该公路公司以独家经营专利权。

张库公路的建成与通车，是颇具典型意义的：“自从这种‘仅靠四个轮子飞转驱动的房子’在口外的荒原上开始急速奔驰的那一刹那起，它带给当地居民的就不仅仅是一种新的交通运输工具，它带入的是一个新时代的文明。”

同时以白银计价的货币形式也越来越不合适。在1902年，官方报纸《北洋商报》就刊载了《论铜元定价参差之流弊》，强调货币制度的好坏直接关乎国家“生命命脉”、民族兴衰。统一货币制度，对于恢复政治统一、社会经济秩序具有积极意义。并称自从开埠通商以来，轮船火车，瞬息千里，电报通讯，顷刻万里，但是中国的货币制度却远远落后于经济形势的发展。

当时的中国市场已经纳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世界货币市场的波动，给中国造成很大的压力。1903年之后，世界银价市场急剧下降，进口贸易对于采用银本位的中国来说极为不利，国际市场通行黄金偿付手段，这样一来，中国又受到巨大的损失。要改变被动局面，货币改革不得不行。

英国的意见是组织一个由西方列强参与的专门委员会来指导和监督清政府的货币改革。清庭也感觉到，如果没有西方国家的参与，货币改革难以进行。所以有条件的接受了英国建议。同年，朝庭设立了专门的财政处，着手财政、货币制度改革，并成立国际汇兑处。为谨慎起见，清庭邀请实行银本位的墨西哥与其一道，请求美国的合作。

在1904年，美国金融专家精琦来到中国调查货币状况，并向中国提出具体方案，大体为以下主张：在国际结算中实行金本位制，在国内用银币作为流通货币，金币只作为国家储备使用；金银比价定为1∶32。他认为自己的意见对于清庭来说是切实可行的，希望能够被立即采纳。

但是就建立金本位还是维持银本位制，朝野之间形成了两种意见，西方国家之间也不能达成一致。

此时任度支部大臣的陈其昌不同意精琦的方案，他认为中国的经济政策改革不应该让西方人插手。他也不主张让银钱大幅贬值，因为普通人持有财富和商业结算一般都以银钱为主，会直接伤害到商民和众多百姓的利益，这样就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由于朝庭黄金储备薄弱，如果实行金本位，发行的货币将是一种不足值的，势必引起新的纷争。他指出，世界金融市场的银价下跌，虽然不利于中国进口，却有利于中国工矿企业的出口。眼下国内的企业正在发展阶段，国家的目标是富国强兵，所以维持银本位不但可以稳定市场，而且可以鼓励和支持民族企业的发展。

而张之洞和一些地方官员反对陈其昌的意见，更倾向于精琦方案。

朝庭虽然在名义上暂时采用了张之洞的意见，但是新的争议又起，这次争执主要是由标准货币问题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