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意识又回到刘伯承的身上：

1940年百团大战后期，日军对我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他们以数万人的兵力，想端掉我八路军总部等领导机关。1940年10月25日，敌冈崎大队长率600多人冲入山西省黎城县东南的黄崖洞外，严重威胁黄崖洞里八路军兵工厂的安全。

彭副总司令从麻田调大部队接应，经过三天两夜激战，冈崎大队在我军打击下，狼狈逃回关家垴。彭德怀心中怒气难消，10月29日晚上发出歼敌命令：

“我命令：129师所有部队30日晨4时对关家垴发动总攻击，坚决消灭冈崎大队,一个日本鬼子也不能叫他跑掉！谁放走敌人，以军法论处!”

对于这个命令，我当时心里就有看法。我们被敌人暗算，无比愤怒情有可原。他们来报复，难道不也是无比愤怒？杨成武、陈正湘他们的黄土岭战役，不是让阿部规秀这朵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了吗？他们来报复，岂不是因为太没有面子吗？我们失利的时候，也不能因一时之气盲干。我一直坚持用最小的代价，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盲目乱拼，即使再勇敢，我都不把它当做钢铁意志。什么是钢铁？就是要削掉小鬼子的脑袋！打掉了自己的队伍，无谓地消耗了自己的有生力量，这是蠢动！

关家垴地势那么险要，日军据高临下，易守难攻，怎么能硬拼呢？他们以窑洞为依托的工事体系，每孔窑洞既可以独自构成一个火力点，又可以与其他窑洞互相掩护，互相支援，形成交叉火力网，对进攻部队具有很强的杀伤力。窑洞前有防弹壕，手榴弹难以扔到位就掉到壕里，难以对其构成威胁。可是29日下午，彭德怀到蟠龙镇的石门村，召集正在此地休整的我129师师、旅干部开会，口述了总部的战斗命令，要求第129师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坚决拿下关家垴。

听了左权传达的命令后，我觉得这样硬拼不妥，但军令只能服从，便和小平一起去部署，把关家垴四面包围。日军堵住了上山小路，抢修堑壕，深挖洞穴，固守待援。我军攻击时，遭到十多架飞机轮番轰炸。指战员们冒着飞机的疯狂扫射，经受着山垴顶上飞下来的子弹，真正是在弹雨中穿行。可是我军毫无畏惧，奋勇冲杀！11连连续冲锋12次，战士们象割韭菜一样一茬茬倒下，全连160多人，伤亡后只剩15人！

我看着心爱的战士一**倒下，心里在流血！士气可嘉，可是仗不该这么打，让日本人看了笑话。我和小平都一致认为，地势对我攻坚十分不利，敌人在垴顶，我们部队在下面，硬攻根本不可能取胜，难道我们也要像**弟兄在中条山弃尸四五万那样盲目作战吗？那个战役敌人才死了三百多，如何相抵？不行，仗不能这么打！于是我和小平商量后请示彭副司令，是否停止冲锋？可是彭副司令回答说，他已下定决心，伤亡再大也要消灭冈崎大队。陈赓也不同意这种打法，不止一次地要求停止攻击，免除这种无谓的牺牲。陈赓在第一线指挥，他相当了解实情，他的意见是对的，应该及时采纳。最后的结果证明，我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攻坚战打了两昼夜后，各个连队均伤亡过半！再这样耗下去，怎么行？

不仅是打仗要有顽强意志，纠正错误决策的意志也要像钢铁般坚硬，无论如何都不动摇！我要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存亡负责，我最大限度地要保存部队的有生力量。于是我和小平去见彭副司令，陈赓也要亲自去陈述意见。

“关家垴居高临下，十几架飞机对我阵地狂轰烂炸，主攻连队伤亡太大了！是不是把下山道路封锁，等到日军弹尽粮绝下山时再打？”我急切地说。

“牺牲再大，”彭德怀怒火冲天，拍着桌子说，“也得将冈崎大队给我消灭掉！”

我对固执己见的人，历来是深恶痛绝的，我们吃李德的亏还少吗？我对老彭本来是很尊敬的，但是对于他的固执我觉得他不可理喻。

“决死队干部绝大多数都是青年知识分子，”陈赓激动地陈辞，“很可爱！在第一、第二阶段的战役中，25团、38团负伤的已有1570人，牺牲的也有500多人。这次围歼战是阵地攻坚战，是个硬仗。为了保存决死队主力，这次战斗可不可以免去这两个团的任务？”

“不行，战打到这个份上，怎么能顾这顾那？”

“彭总，你怎么能这样？你应该听听前线指挥员的意见。”我开始怀疑他的这次围攻倒底有多大合理性。懂得兵法的人是决不会打这种仗的。虽说敌人差点端了我们的老窝，让人气愤难当，但是事关民族存亡大计，决不能个人意气用事。

我们无法改变老彭，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去攻打拼尽老本不讨好的仗。苦战的结果真令我伤心！各路进攻部队都遭到了日军的强力阻击，损失很大。担任主攻的772团第1营只剩下80多人，战事呈胶着状态。

31日晨，关家垴仍然没有攻下，然而武乡、辽县的大部日军（事后了解到是2500多人）已经出动，准备围歼我129师主力。

军情已经十分明朗，我再次打电话给彭德怀，建议部队暂时撤围，以后再寻找战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有柴烧。可是彭德怀在电话中大发雷霆：

“拿不下关家垴，就撤掉129师的番号，杀头不论大小！”

我个人向来是不生气的，但是为了民族存亡大局，这次碰上这样不讲理的上司，让我十分生气。我在电话中对他说：

“冈崎大队死守山头，我们也不能不顾战士们的牺牲硬拼吧！”

“你不给我拿下关家垴，我撤你129师的番号！”彭德怀怒气冲冲地吼道。

刘伯承看着小平和蔡树藩等人，不知如何是好。

我又进入刘伯承的意识：

心爱的战士就这样一批批倒下，这种指挥，这种结局，多么像奥斯特利茨战役。

“乌拉！”安德烈握着军旗往前冲锋，他是想带动全营士兵冲锋的。果然他跑了几步，一个士兵动了，又一个士兵动了，后来全营都喊着“乌拉”往前冲，并且超越了他，而他在完成了表率的作用后，中弹倒下了。俄**人是好样的！从来不缺乏冲锋陷阵的勇气。是什么把勇敢的俄**人带进了不愿冲锋的境地？我明白了，是指挥官，战略家。我们今天如果在战略上失误，战术上错误，也会一样招致失败。把战士拖入不战而必败的境地，必然造成士气低落。要说怕死，谁不怕？问题在于，白白送死，拯救不了国家和人民，这不是死得其所啊！一个国家的总司令都处在了死亡线上，总司令的贴身副官老战友的儿子都得用冲锋和倒下来感召士兵，这是到了哪步田地？一个总司令的危险不足挂齿，然而这说明俄军到了多么危险的境地。只要这支军队一完，那么伟大的俄罗斯的主权会不会动摇？领土会不会被割让，这种问题的险恶是多么惊天动地啊！

你动不动就想撤番号，还想杀我的头！你杀了我，杀了陈赓，拿什么去打鬼子？三个师中我师历来任务最重，你的百团大战，不是依托我129师主力展开的吗？你的指挥部都设在我师的辖区里呢。一个师你觉得小，在我们敌后是什么力量啊？是我们国家半壁江山的家当啊！是大后方的核心力量啊！全国人民现在看的不是重庆，看的就是我们的华北能不能顶住，中国的脊梁太行山有没有倒下，我们这支敢于进入敌人腹部的军队能不能有力还击日寇。就是党中央**也只有这么三颗棋子呀！

军令如山，我们几个人真是无可奈何，只好又组织进攻。我的那么多骨干向关家垴上的敌人连续攻击了18次，肉搏多少次！为了更好地保存有生力量，我命令工兵部队，从山下部挖洞通向垴顶。工兵部队轮班作业，经过一夜一天不停的挖掘，打通了通向关家垴顶的通道。冲锋部队在火力掩护下，从土洞登上了垴顶。战士们用大刀、手榴弹、炸药包逐个地堡消灭负隅顽抗的日军。最后日军两个大队长也双双被我攻击部队击毙在关家垴山顶。敌大部被歼，只剩下残敌60多人退守在一个狭小地域，固守待援。这时由黄烟洞方向来援的日军大部队（后知1500多人）已逼近。

老彭看到援军力量过大，这才下令部队撤出战斗。

我对这个围攻战斗的评估是消极的。你要显示八路军能打攻坚战的威风，我不反对，但是总不能拼光家当。比起此前我们组织的伏击战，我觉得虽胜犹败。这次战斗中我军伤亡相当惨重，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只知道许多连队，打到了只剩不足三分之一，红军时期的连、排战斗骨干也损失过半。

关家垴攻坚战打得相当被动，我军在地势、火力都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与日军打阵地战，违背了游击战的原则，白白牺牲了大批战斗骨干。在后几次反围剿中，王明、李德也是这样指挥的，其结局是多么悲惨，这一点你老彭应该不会忘记。

我每当忧虑保存军队有生力量的问题，就想起库图佐夫。他不但在退却中注意保存实力，后来拿破仑从莫斯科逃走后，也只是追击，像吓虎野兽一般举起鞭子作作样子，并不去动真格。他一再避免决战，就是为了保存军队的有生力量。

事实上，法军滚桶式撤退，俄军不仅难以阻拦，而且不可能阻止这个运动。然而只有库图佐夫一人知道这个真理，其余所有高级军官都想立功，都想切断、截击、俘虏、消灭法军，纷纷请求进攻。库图佐夫却全力反对进攻。他说网开一面，那些人却火冒三丈。有的兵团立功心切，不听库图佐夫劝告，还是擅自下令进攻、堵截，结果杀死了法军几千人，自己也失去了相应的几千人。库图佐夫的战略是高明的，他说，法军从莫斯科撤出以后，不会战就损失了三分之一，何必去战。他还问，俘虏敌人有什么用，我们不能给他们粮食，自己的士兵还吃不饱呢。不给他们吃的，饿死了，人家以为是我们杀死的，还要负道义上的责任。一个劲追，没有当俘虏自己死的，就不需要负什么责任。他还清楚，困兽犹斗，硬碰硬的追击，以对等士兵的牺牲作战，俄军的数量首先就不够，为什么要去做这种无谓的牺牲？有的兵团去切断法军，结果原先人人只顾自己的法军在险境中更加团结了，又恢复了战斗力。

后来的事实证明，库图佐夫一直是正确的。由于法军逃得快，俄军怎么也追不上。一天一夜走四十俄里，人人都精疲力竭，想再快一点，已无可能。库图佐夫的高招在于，不去阻止法军自取灭亡的加速逃跑，反而从后面虚张声势地做出全力的追击的样子；同时减缓俄军的行动。放慢追击速度的好处在于，法军逃跑的路线是无法确切判断的，跟得越紧，冤枉路就走得越多。如果保持一定距离，等到判明位置后用最短的行程去截击，省力而又减员的损失更少。他明白自己的部队没有和敌人交战，只是追击就损失很大，从塔鲁丁诺出发时有10万之众，即将达到边境只剩下5万左右了；没有战斗，就减员一半，多做一点，就会自取灭亡。

库图佐夫不主张追击，结果被朝野上下一片责骂，说他主动一点，连拿破仑也活捉了。无论别人对他如何评价，他仍然坚持己见。他认为追击时完全没有必要组织会战，他的目的是追到边境时得保存一点实力。他说，用10个法国人来换1个俄国人他都不干。

爱惜士兵性命，库图佐夫做得对。到达边境的俄军部队，以最先到达的一个团为例，出发时有3000人，到边境只剩下900人了。边境的自然环境如何呢？士兵一停下，就只想烤火。要烤火，得在零下18度的雪地上四处找柴，加之又没有粮食，处境极度艰难。带柴的人才能靠近火，资源是如此紧缺。背暖了，肚子却凉了，稍稍懒得转身，就在温暖中烤死了。士兵的生存已经到了极限。

我又通过刘伯承的思想进入了库图佐夫的意识里：

那些想捉住拿破仑的皇帝、大臣、将军们，你们对我不予追出国门的做法越来越不满了。但是，任你们怎么讥笑、篾视、辱骂，我都毫不动摇。切断军队，活捉拿破仑及元帅，这只是虚构，实际上不可能出现。俘虏整个兵团更没有意义，俄军已没有正常口粮，俘虏已在饿死。你们口口声声质问我为什么不追击，我的回答很简单：我要等待给养，士兵没有靴子！

1941年冬，刘伯承看着太行山上的雪，思绪到了莫斯科。据说，纳粹已经接近莫斯科了，斯大林同志要坚决保卫莫斯科。当年，我曾经学习的红色首都，还有伏龙芝军事学院，别来无恙？

随着刘伯承的意识，我进入了苏联。

12月5日，我进到了朱可夫大将的意识里：

我咬牙切齿的回绝了关于撤退的要求，国防委员会的命令也不行！西方面军的指挥是我，必须听我的。给我顶住！再往后撤就是莫斯科。你们的背后就是离莫斯科，离莫斯科只有10公里了！

我正在开一个反攻前的会议时接到报告，德军中央军群已突破了我军防线！

我断定，这是古德里安的最后一次突击。只要这顶住一突击，并予以消灭，德军坦克就再也无力进攻了。

“各位赶快回到自己的部队，集中你们的火力消灭他们。我们的反攻日期不变，仍然是12月6日！”

在莫斯科大搬迁时，斯大林问过我：“请你以一个**员的名义告诉我，你确信能守住莫斯科吗？”我当时回答说，只要再给我几个军团，几百辆坦克，完全可以。现在形势急转直下，万分危急，可我还是确信能守住莫斯科。我需要的预备队军团，斯大林已经给我组建好了。坦克虽然不足，但是我们的反坦克炮也很不错了。反攻已经部署完毕。明天，我们将全线反击，狠狠地揍这些法西斯！

1945年8月9日，美国第二颗原子弹在日本爆炸的当天，刘伯承接到**、朱总司令《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电报，顿感扬眉吐气。此时他又想起了库图佐夫。

人民的目的达到了，把侵略者从自己的国土上赶出去！一只庞大的俄军在后面追赶，只要法国人敢停下，就动用俄军力量。这就是库图佐夫追到边境仍要保存有生力量的理由。

“忍耐和时间，是我们无畏的勇士！它们比任何东西都强，它们可以完成一切！”是的，库图佐夫说的和做的是对的，策略何其正确，不用追击，凭自然力就可以把法军击退。法军溃逃越来越凄惨，许多人被冻死，或烤死在火边。从莫斯科到维亚济马，法军原有73万人，最后只剩下3万6千人了，而战斗阵亡不到5千人。

我们的抗日战争也是靠忍耐和时间取得的。党中央和**领导下的八路军，在艰难万状的情况下度过了峥嵘岁月；蒋委员长也是有骨气的中国人，他毕竟没有向日本投降，最后终于能够代表中国接受日本的投降。

对于库图佐夫保存有生力量的功绩，文豪托尔斯泰总结过。国家和民族在对外活动时，互相之间发生冲突的表现形式是战争，战争胜利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力的消长。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历史上多有发生：为什么相当于一个民族的力量的百分之一的军队的失败，就让整个民族屈服。所有的历史事实都证实一个道理：一个民族的军队在同另一个民族的军队作战所取得的战绩的大小，就是这两个民族实力消长的原因，消长的主要标志。

啊，这番总结太经典了！从此以后，我也要好好思考这些问题。消灭小鬼子只是尾声了。以后，我还得考虑中华民族的生存之计，尤其是要考虑如何经营好军队。我们不会去侵略别国，但是当别的国家前来进犯之时，我们的军队是不能失败的，是失败不起的，因为一**队的失败意味着一个民族将丧权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