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要进行的国会选举，因为这件事的发展便自然中止。一是各地诸侯认为奉系已成大局面，参加所谓选举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而且还使奉系执掌朝纲有了合法的外衣，因此多不热心；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张汉卿提议“缓称王”而暂停选举的进行，其目的还在堵日本人密谋侵略中国的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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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段祺瑞继续在台上作傀儡，可以让奉系在对外特别是对日外交上有缓冲的余地：重大对华不利条约，绕过实际执掌政权的人民党，将来完全可以废除，责任在段；所有段点头的大事，若人民党不同意，实际上是不能生效的----自段执政以下，所有中央政府行政人员均是人民党一手控制的。张作霖躲在段祺瑞的背后，其乐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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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本再回北京，希望张作霖能够把“新五路”方案由密约变成公开正式协定，并在协定细目案（即具体条款）上再签一个字，可是这次张作霖无论如何不肯就范了，他以段祺瑞才是国家元首为由，拒绝了签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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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上次签了一个“阅”，张作霖已经后悔得要命了。他知道这不是光筑几条路那么简单，铁路周围还有附属地，可以像南满铁路那样驻扎日军，一旦连成片，东北就不是中国人的东北，而是日本人的东北了。本来在签“阅”字时，张作霖就准备不认帐了，但他知道日本人很难缠，哪怕你就留根头发丝在地上，他们都会捡起来“顺藤摸瓜”，以后有得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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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山本不依不饶地上门讨债来了。张作霖便干脆说：“我现在还不是一国元首，要是将这个公开，社会舆论太大，一定会出现‘国论鼎沸’的情景，到时，奉系就‘不能保持其现在的地位’了。我完蛋了，你有什么好处吗，谁来落实这个方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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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本想想也有道理，只好硬着头皮表示，“可以先把文字的事搁一边，把文件精神真正落实下去才是王道”。张作霖一听：“这就对了嘛，这样，我在中央没法办理，县官不如现管，你去找政府吧，他们一定会给你办好的。”飞起一脚，球踢到行政委员会主席王永江那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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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江跟老主子时间久了，自然心领神会，马上也装出一副老糊涂的样子，推说自己这个不懂，那个不会，随手就把这烫手的山芋扔给了更下面的人。更下面的人没法再往下面推，于是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还等什么，咱们继续踢皮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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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本这回算吃足了“中国式办公”的苦头，穷忙半天，什么也没捞到。满铁蔫了，只好再换政府直接出面，这回换得是外务相次官芳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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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泽从国内飞到北京，当天晚上就来求见张作霖，而且一坐下就赖着不肯走。张作霖也一直在那里坐着，陪他。张作霖没吭气，芳泽一时无语，眼看时间不早，也没法再磨蹭。好吧，话归正题，“今晚来拜访阁下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把铁路的事给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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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关键点上，张作霖绝不含糊：“不是说了吗，那是地方上的事，已经交给王永江办了。怎么，他还没给办好吗？哦哦，我再帮你催催”。芳泽急了，又“地方地方”的，还嫌忽悠我不够啊，不由脱口而出：“贵国不是有句古话吗，‘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说的话你可不能不算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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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张一摆手，“快别，我不是你说的那个‘君子’，我过去是马贼，是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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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老张坐一块，“儒雅”的芳泽颇有点秀才遇上兵的味道，激将法既然不起作用，那就只好来直接的——没有我们的支持，你在北京是呆不住的。反过来就等于说，如果他们日本“支持”了，“呆在北京”就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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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听着不是味儿啊，张作霖毫不客气地挡了回去：“如果我坐不住北京，到时再退回关外也不迟，东北是我家，咱老张高兴出来走走就走走，高兴回去就回去，谁能拦得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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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泽想着用什么话才能把这老头子给将住，好个老张，不等他说出什么新的论调，当即把手中的旱烟袋往地上狠狠一摔，只听“啪嗒”一声，翡翠嘴的烟袋成了两半。气呼呼地站起来，两眼一翻：“我身上不就这么一副臭皮囊吗？不要了行不行，再怎样也不能做让后世子孙抬不起头来的事！”说完张作霖就怒气冲冲地扔下芳泽一个人走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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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泽哪见过这阵势，没吓住老张，自己反被对方的气势给吓住了，只好灰溜溜地打道回府。在两人夜谈的第二天，鉴于张作霖的“无动于衷”，“忍无可忍”的日本政府发出了一份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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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府外交部当即对日本觉书作出答复：“东三省和京津都是中国的领土，别拿我们的主权不当主权。（原话是“主权所在，不容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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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上说着狠话，不过当天，张作霖还接见了日本记者团。面对着日本记者，老张出语掷地有声：“我现在有‘莫大之觉悟与决心’，对于中国的治安，本人负‘全责任’，这是不容质疑的，‘余敢为诸君再三断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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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老张的太极功，从来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把门完全堵死的事情他不干。当芳泽再次密访，逼问张作霖此举的真实意图时，老张看上去一副可怜样：“我发那个声明，说那些话，都是没办法，舆论盯得很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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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泽这回倒没被他晃过去，马上掏出一份新的文件，那上面都是奉外务省之命刚刚提出的几项书面要求：“光说不练假把使，看看这几个条件吧，你有诚心就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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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签签，这次我一定签。”老张一脸真诚状，郑重其事地就把文件收下来了。看到对方态度发生软化，芳泽总算是松了口气：一切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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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后，他就急不可耐地发电报给外务省和参谋本部，让这两个部门注意查收，千万不要漏掉张作霖发来的文件。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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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战线，又是跟张作霖这样让人头疼的角色打交道，要想干出点成绩，真的不容易啊。可是一连几天，无论哪个部门都没有通知他。追过去问，对方也奇怪，哪有你说的那个东西。什么人啊，又玩我？芳泽平时看上去还颇有点“老实巴交”的样儿，这回也被气得七窍生烟，当下就咬着牙来找老张算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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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见面，没等八格牙鲁骂出口，老张就连拍自个脑袋，“你看我这记性，文件早就给你签好了，就忘了叫你来拿，你自己也不过来，你看看，可怎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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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张很乖地把文件恭恭敬敬地交到芳泽手里。晚就晚几天吧，反正字也签了，可以回去交帐了。芳泽肚子里的气也因此消了大半，扔下两句诸如下次不能这么调皮啊之类的话，就转怒为喜，乐呵呵地走了，他不知道自己的悲喜剧并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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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公使馆里，打开一看，文件上竟然又是签着一个“阅”！连传说中的“某某手黑”都没有。天哪，你又不是我领导，要你光是“阅”什么“阅”。芳泽眼前一黑，往椅子上一倒。真是被打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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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由当时在芳泽身边的一个参事官亲见，隔了很多年，他仍对张作霖的“非常狡猾”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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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人谓其“狡猾”，然而如果我们想到当年张氏所处险境，又实在不能不为他捏一把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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