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两者的后者，在任上则是另一种状况。
他们“无财”，亦“无才”为自己“谋财”，却“有才”为百姓“求财”：他们不想因为自己的前途而损害百姓的利益，但是在自己兢兢业业地工作下，百姓的生活水平却有了小小的提升。
由于“有才”者们的任劳任怨，无私为百姓付出，他们在当地百姓的心中都有着一定威望，得到百姓的爱戴。
在县兵制推广之后，他们成为了第一批”响应者“：在得到百姓认可后，与百姓们共同建设属于自己家园的“保卫者”。
或许，也只有他们才真正将“……各县县令在当地百姓的帮助……”这点融于心中？
……
在“县兵制”出现之前，“小县”和贫瘠的“中县”很少有士兵驻守：因为这些县并不被高层放在眼中。只有极少几个处在重要地域或者有历史意义的县，朝廷才会“象征性”地随意指派少许士兵。
所以，这些县的武装力量，通常只有隶属于当地县衙的数十余人。
至于招募士兵？别开玩笑了。
哪怕有正当的理由，哪怕确实是为当地百姓着想，在未经朝廷批准，却是很少有县令敢冒着“诛九族”的风险，“越雷池一步”。敢为者，无外乎孑然一身也。
由于县令们常年处于一个“无兵可用”的尴尬状态，导致了朝廷对地方的“威慑力”不足。
而这，就是大汉境内出现“盗匪丛生，乡勇横行”局面的最直接原因。
“县兵制”的出现，则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这种局面。
到底是为什么呢？
究其原因，竟是一部分“有才”县令，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县兵稍加成型后，便在境内剿匪，以及抓捕了一些有“作奸犯科”记录的乡勇头目……
他们的所作所为，自然逃不过一些“有心人”的刻意关注，很快就被人捅了上去。
县令们似乎也知道这些动静瞒不过朝廷，或者，他们本就没打算隐瞒。
还未等朝廷的问责文书下达，他们就主动所缴获的大部分战利品上交，同时还写奏章请罪……
他们这么“懂事”，朝中的大臣们反而有些难办了：你们怎么就不知道“负隅顽抗”呢？就算不反抗，对于这些财富也该是能拖就拖吧，怎么能随便就上交呢？就算你们不需要，你们手底下的人也是需要吃饭啊，怎么就不能多磨叽几天？磨到我们把文书发下去也好啊……
由于“有才”者的过于“上道”，使得大臣们处于一个“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你说惩罚吧，可用什么名义呢？毕竟“私动刀兵”这种事可大可小，关键是看什么人，又做了什么事。若说“有才”县令们，是出于私欲，为自己谋求私利倒还简单。可这些县令们并无私心，所做一切俱是为了百姓，为此还得到了当地百姓的认可。仅仅用一个“私自出兵”的借口就处罚，不仅在道义上站不住脚，还会因此触怒刘宏：在知道县令们做的所有事情后，刘宏对此可是赞不绝口，甚至隐隐有奖励这些人的意味……至于找别的理由？别说“有才”县令们本就“洁身自好”，就连大臣们也不愿意这么做。大臣们一向“爱惜羽翼”，不会随便做这种有损自身名望的事情……
可你说不惩罚吧，却也有些说不过去。“有才”县令这么做，会让同行们产生一种“错觉”：为了百姓而动兵，朝廷是不会追究的。到那时候，汉朝境内大部分县的县令都借着“为民除害”的名义四处用兵，那整个大汉朝岂不是彻底乱套了？！况且，县令们所呈上“请求惩罚”其内容之声情并茂，足以让大臣们汗颜：似乎不处罚他们，就会激起民愤；不处罚他们，简直“天理不容”……
就是在这种复杂的心理下，大臣们讨论了几天也没有想出一个的办法。
其实，对于“有才”县令们上缴的财物，大臣们从来没有放在眼里：别说价值不菲了，甚至就连一些“大县”的县令都买不起。
可这丝毫不妨碍大臣们对此事认真对待：因为“有才”县令们把自己的战利品中的至少七成上交了。
至于大臣们为何会知道？当官当到他们这个地步，又有几个是易与之辈？！真要小看他们，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在得知县令们“妄动”县兵的时候，大臣们就已经通过自己的消息渠道去了解情况：仅仅几天，他们就将县令们“用了多少兵、缴了多少匪、抓了多少人、弄了多少钱……”知晓个大概。
在历朝历代的律法中，对于军队的缴获，一般也只要求将两到三成上交。哪怕以刘宏这么贪财的性子，也只敢规定不能低于四成。饶是如此，军队中人和大臣们对此也多有怨言……
至于七成？呵呵，别开玩笑了…….此前刘宏收到最高的也才占了六成，就这，都还差点引起了“兵变”……
刘宏之所以会称赞这件事，就是因为他们交了七成：虽然这笔钱财不算多，可是开了一个好头：这种事情，“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
否则，你还真以刘宏这个皇帝的夸奖很“廉价”，随随便便就能得到？！
甚至，这七成多半还只是保守估计。其中，一个县令更是“丧心病狂”地上交了近乎十成……
至于为什么用“近乎”这个词，是因为剿匪的时候有士兵出现损伤，该县令拿了可以忽略不计的钱物做补偿。
在得到手下人禀报这条信息后，大臣们第一时间都认为手下人在“欺骗自己”；但很快又把这个念头抛之脑后：这些手下都是家族或者自己从小培养，忠诚度不容置疑……
既然手下人没说谎，那就是真的喽？
在确定了消息的真实性后，众大佬默然：在出力剿匪没得到奖赏后，士兵们竟然不心生怨恨，甚至还感谢县令能够抽空与他们一起剿匪？！
最让他们惊讶的是：在剿匪后，那位县令的生活状况却是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住在简陋的民居，每天依旧一日三餐，照常处理公务。
如果硬要说有所改变的话：吃饭的时候多喝一杯酒，多加一碟咸菜算不算？……
最后，大臣们没有过多去了解这名县令。但是，在他们的心中，已经暗暗记住了这位青年县令的名字：
“田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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